古代先民创造的原始岩画是中国绘画最早的遗存，它们大多分布在西北与西南，据说是游牧或少数民族部落所为。也许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北人食肉勇悍，南人食蔬文雅，故而西北与西南的岩画各有特色。

　　西北岩画以刻凿为多，图案以动物为主，新疆天山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甘肃黑山岩画等为其代表。除动物之外，还有狩猎、生殖崇拜、放牧等内容，粗犷雄浑。

  　　西南岩画以涂饰为多，图案以人物为主，云南沧源岩画、广西花山岩画等为其代表。除人物之外，还有房屋、树木、神灵祭器等内容，朴拙神秘。

　　然而无论南北岩画，其以线条为构图，或斫凿，或涂饰，以线成面，大多形成阴面造型，富有幼稚夸张的特点，充满写实装饰之美，则是相互一致的。

　　距今4-7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生活由游牧、游耕而转入定居为主，陶器在农业、渔猎及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彩陶乃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象征。其彩绘大致可分为图案、图画两类。
　　彩绘是陶器装饰中最卓越的手法，朴实明快，绚丽多彩的彩陶，由于地域、时间的差异，宗教习俗的不同，描绘形式的各异，在造型和风格上也各不相同。有些条纹象征着起伏的波浪、同心扩散的水纹、绳革、丝网等。红黑相同，朴素而匀称，流畅而简洁。河南渑池的仰韶村、西安附近的半坡、甘肃的永靖，皆有大量的遗存。

　　图画有穿衣的人物、野禽、奔鹿、游鱼、伏龟等，形状生动，明快活泼。如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一只彩陶盆，口内绘有3组相同的舞蹈人物，每组5人，手挽着手，面向一致，足下四道平行带纹，代表地面。如果盆中盛有清水，微微晃动，则舞姿似动非动，更加绰约多姿，奔放灵动，富有节奏美感，堪称我国原始绘画中的上乘之作。

　　最能代表战国时期绘画艺术成就的遗物，湖南省长沙出土的《美女龙凤图》、《人物御龙图》帛画。这两幅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物绘画均是随葬的“铭旌”，具有送死者灵魂升天的含意，表达了楚文化中简朴的道家思想。

  　　《美女龙凤图》帛画所绘墓主是位挽髻贵妇，她长袍细腰、垂地而盘的长衣前后张开。妇人侧身而立，上身略微前倾，双手合掌颇具虔诚之态。在仕女头上方有神龙祥凤。全图表示着祈神引导，使墓主灵魂升天这一主题。图上黑白的搭配、虚实的对比、动静的处理，变化有致，充满灵动。全国以墨色线条为主，略加暗红色的淡彩，线描简劲而古拙。

　　《人物御龙图》帛画正中绘一有胡须的男子，峨冠博带，上遮华盖，侧身驭龙。龙身前下方有一大鱼开道，龙尾立一白鸟护卫，显示主人的华贵。全图人物形象富有神采，尤其是配长剑，执缰绳的姿式，颇有大丈夫气概。线条亦有轻重刚柔之变，色彩平涂与渲染兼用，运笔潇洒自如。可以说，我国绘画人物的民族传统风格，至此已经形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漆器的文明古国，先秦漆器，特别是战国漆器上的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熠熠生辉。虽然当时漆画主要为装饰图案，但其主体部分，却多表现为有明确意义的图画。作法与帛画一脉相通，用毛笔画成。如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内棺漆画，绘有龙纹、凤纹，或绘有鸟首蛇身，人面鸟身、人身鸟身、人身兽头等灵怪形象，以表示墓主得到神物的护佑。这些漆画构成严谨，线描匀称健劲，冷暖色调对比强烈，带有浓郁的装饰趣味。而同墓出土的木盒漆画《舞乐图》，笔法粗细不一，或平涂，或仅有轮廓，显得较为洒脱灵动。

  　　湖南长沙子塘出土的西汉漆画《漆奁车骑出行图》，以黑、灰、绿等色在红底上作画，画的是贵族出行内容。此图采用“没骨”法，大面积涂抹，许多地方一笔画成而不重复填笔。画面用色明快，笔调生动活泼，挥洒自如，气氛热烈。这不仅说明当时绘画技巧的精细，而且也讴歌大自然的老庄思想亦占有一席之地，这就为今后山水画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秦汉时期（前221年—公元220年），中国进入统一的封建社会，国势强盛，统制者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坛庙、衙署、宅邸、祠堂、墓室等，秦咸阳宫，汉麒麟阁、云台、鲁灵光殿等，皆绘有气势恢宏的壁画，描述神话传说，标榜名将功臣，宣扬孔孟儒学，不一而足。惜代久年湮，几无遗存。如今仅有汉墓壁画幸存于世，散见于河南洛阳八里台、河北安平逯家庄、辽宁金县营城子、山西平陆枣园村、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

　　这些壁画大多缅怀墓主生前显赫的生动场景，带有写实色彩，如墓主出行、行猎的威仪，居家宴乐、迎宾的盛况仕途升迁的荣耀等；也有的壁画描绘神话传说故事，祈求墓主升入极乐仙境。 汉墓壁画大多构图充实完整，人物、动物错落有致，画面变化大多构图充实完整，人物、动物错乱有致，画面变化与动感丰富，有的作品虽落笔寥寥，线条却流畅肯定，勾画得体，很能捕捉对象的形神特点，俭朴率真，引人入胜。

　　汉代绘画遗存中最精彩的当数帛画，而其中最令人动魄惊心的便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T字形“非衣”，系驮侯利仓之妻盖棺的吉祥物。

　　画面分天朝、人间、 地府三段。天上为横幅，其余为直幅。分别以太一神、驮侯妻、祭祀者、合欢鳌为各段的中心。天界有扶桑树、九个太阳、嫦娥、新月，以及象征长寿的蟾蜍、白兔；日月同辉，令人神往；天门有司命守卫。气界为驮侯妻缓行升天，吏前婢后，迎护隆重。人间双龙穿璧，象征幸福吉祥；家属聚集祭祀，祈求死者灵魂早归仙境。最底部合欢鳌背上大力神，双手、托着大地，孔武有力。全图内容丰富，想象瑰丽。

　　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代，人们用有画像的画像石、模印烧制的画像砖建造墓室、祠堂、石阙等，装饰建筑，炫耀地位。其大致分布在经济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河南、江苏、四川一带。 这些画像砖石以描绘现实生活的题材居多，如生产、狩猎、收获、宴饮，娱乐、战争、教育、民间故事等；也有的宣传儒家忠孝节义思想，或放映道家羽化升仙的愿望，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成为汉代世风民俗的写真。如山东嘉祥武梁之车骑、西王母、历史故事巨型画像石，河南南阳出土的《斗牛》画像石，四川大邑出土的《戈射收获图》画像砖等。

　　汉代画像砖石的绘画技法较为粗拙凝重，注重形体的大致勾勒，而不作局部的细致处理，风格质朴粗放，自然平实，构图独立、简率，却黑白对比分明，富有装饰趣味。这些坚硬砖石而留下的艺术珍品，至今仍以其独特的特色而焕发着不灭的光辉，显示不朽的艺术魅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由统一到分裂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却奇异地飞跃发展起来。这里包涵着几个重要因素：一是战乱流离虽给社会造成破坏，但却促进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二是佛学的兴起，导致美术的兴盛；三是士族的产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挣脱了正统儒学的精神羁绊，个性得到张扬，绘画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壁画、漆画从技法到形式都趋于高超。卷轴画开始兴起，卫协、曹仲达、顾恺之、陆探徽、张僧繇等一批优秀画家脱颖而出，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大师。此时，人物、山水、动物题材展现于画面，但尚未脱尽传经载道的窠臼，可见传统影响之深远。绘画理论的研究开始发端，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的社会功能和品评标准，无疑这种专业评说使绘画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三国时期，兵祸连结，杀伐无已，提倡和平行善的佛教乃迅速发展，一些西域（今中亚一带）僧人将佛本生故事画传到内地。吴国画家曹仲达见后，摹写不已。他心敏手灵，能将佛像头、面、手、足、肩、背等人体比例，画得与真人一样。后来由熟生巧，自成一体，所绘人物，衣纹折皱，紧贴身体，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

　　曹仲达学会佛像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他被誉为“佛像之祖”，对佛教东渐起到一定的推动。

　　世传曹仲达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他的画风为卫协所师承，再传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不仅佛像画绵延不绝，风行百代，而且人物画也精益求精，蔚成大观。

　　曹仲达的再传弟子顾恺之（346年—407年），为东晋大画家和文学家，他以“画绝、才绝、痴绝”而驰名于世。顾恺之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而关键在于阿睹（眼）中。因此他一反汉魏古拙之风，专重传神，点睛最妙。年轻时曾为建业（今江苏南京）瓦棺寺作摩诘像壁画，当众点睛，观者如堵，施舍钱顷刻超过百万，从此他的名声远扬四方。

　　随着绘画的发展，除文人（如顾恺之）参与绘画外，皇帝也加入了画家的行列。若以传世画迹来看，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年—554年）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聪慧好学，自幼爱作书画。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萧绎《职贡图》，原图共三十五国使，如今只存十二使，如描述滑国、波斯、百济等使臣像，并撰文述各国风情，以记起事。原图不存，现有宋人摹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院。

　　这副纵27.2厘米，横200.7厘米的图上，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从他们仆仆风尘的脸上，流露出来到南朝进贡时既严肃又幸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气质；脸型肤色，各具特点。

　　此图线条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以兰叶描，简练遒劲，并分层次加以晕染，形象准确生动，富有装饰性。在南朝卷轴画无一存留的今天，这幅宋摹本无疑是研究、了解当时各国历史风俗与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后世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等仰慕他们旷达不羁的行径，作有《竹林七贤图》，可惜今以不存。所幸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全图线条挺劲锐利，是仿顾、陆之作。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的画像由200多块墓砖组成，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画家抓刀如笔，准确生动，南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壁为向、刘、阮、荣四人。人物之间以银杏、垂柳、松槐相隔。八人均席地而坐，但各以一种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姿态来表现，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颌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地表现。

　　如果说南朝画家以木结构的寺院为创作中心，那么北朝画家则是以石窟佛寺为活动场所。因木质不如石质易于保存，故至今传世的北朝绘画远远多于南朝，集中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开凿的甘肃、新疆等石窟中。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最引人瞩目。经历代开凿，如今它有492个洞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的北朝绘画内容，主要是讲述佛组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与佛出世成道后的说法场景。佛本生故事内容丰富，有鹿王本生、萨垂那本生、须达那本生等故事，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画面厚重朴拙，线条粗放，有大片颜色的平涂，可看出受到汉墓壁画及印度阿旃陀壁画的双重影响。

　　《伎乐天》采用恰当的装饰手法，将两位飞天巧妙地布置在龛沿转角与背光之间的几何形中，飞天衣饰飘带随风而起，翩翩起舞。给说法图画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因此有人要将敦煌莫高窟喻为“飞天的故乡”了。此图为西魏飞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幅。

　　伎乐天是佛教中的香音之神。这是甘肃炳灵寺石窟中的飞天，无论构图、形象、动态等方面的处理，都异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

　　新疆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堡”，魏晋时期开凿的克孜尔千佛洞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气势雄伟森严，外来影响大，民族风味浓。它的壁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菱格图案。在每个菱格中画着不同的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千佛故事，皆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内容。这些菱格还含有佛教意义，莲瓣表示莲花，山为须弥山，树为菩提树，皆是佛家吉祥的象征。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人物，用曲铁盘丝描法与凹凸不平的染色法，线的韵律感强，人物脸呈椭圆形，脖子粗糙，胸体健壮，身体修长，手背圆肥，手心丰满而富有弹性，带有幼稚纯朴的美感，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审美观相吻合。

　　由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富有装饰性，色彩绚丽，将有限的穹顶与窟壁开拓成一个大千世界，扩大了绘画艺术表现空间的层次和深度，而被后人誉为西域美术的奇葩。

　　除石窟壁画外，北方的墓室壁画也很发达，如河南邓县南齐墓门彩画砖、河北的东魏茹茹邻和公主墓壁画、山西太原的北齐睿墓壁画等，而以嘉峪关魏晋间墓室壁画最为丰富。6座墓共存壁画6000余幅。内容包括农桑、畜牧、井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庖厨、宴饮、奏乐、博奕等，从多方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

　　壁画是以每砖各成单位的小幅构图，与汉画分层排列的布局法有所不同。画工以大写意手法，概括地刻画形象，粗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幅活泼感人的画面。线描均以中锋勾勒，多用富于弹性的园弧线，灵动潇洒，简练奔放，却不失外形的准确。色调热烈明快，单纯和谐，人们日常生活中瞬息的细节，被画工传神的手笔扑捉与画面上，主题朴素，洋溢着生活情感。这些壁画说明河西地区的传统壁画艺术，在北朝佛教壁画兴盛之前，就有了成熟的面貌。

　　隋、唐、五代时期（581年—960年），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时期。由于隋唐两代的相继全国大一统，特别是唐代贞观至开元的一百多年间，政治昌盛，国力强大，版图扩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中国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促进了封建文化步入鼎盛，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

　　当时涌现大批著名的画家，见于史册者就达200余人，为前所未有。画家在不断吸收近域与外来影响的基础上，艺术表现技巧更加丰富，创建题材也空前广泛。人物画愈发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和刻划人物的精神气质；山水画分出青绿和水墨两大体系，并产生南北不同的地域性风格；花鸟画创立工笔设色和水墨淡彩、没骨等多种表现方法。宗教画亦显得更为绚丽多彩。五代时期出现的宫廷画院还产生许多以家族为单位的创作群体，受王室优待，画艺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说，隋唐五代时期的绘画成就，超过了以前各代，气势豪迈，影响波及当时的东方各国，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

　　隋唐时期，壁画虽为绘画大宗，如宫殿、寺庙、旅舍、石窟、墓室等处的壁画，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但卷轴画也开始兴起，并因便于创作、收藏、观赏而逐渐流行。画家的创作天地更为自由广阔。

　　传为隋代展子虔（约550年—604年）所作的绢本设色《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山水画卷。画家表现了贵族游春的主题，以抒情而又近似记实的手段展示了祖国江山的美丽，和贵族生活的优雅舒适。

　　
　　图中的山、树、人物、波纹、屋宇，皆用线描画成，轮廓准确优美；山梁以石绿，略施淡赭，在山后白云的映衬下，格外明丽可人，花用粉点，树敷浓绿，人物与屋宇则染以白粉或朱红，愈见轻快显目。风格细腻，情调委婉丰富；咫尺之内，备千里之趣。

　　这幅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佳作，有“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之评，人与自然配景的比例较为合理，与前代“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景况大不相同，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作，并对后世青山绿山水的产生，起到直接地推动作用。

　　 唐代人物画十分繁荣，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才济济。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来自西域的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及梁令瓒；中唐时期的张萱、周昉及后期的卢楞伽、孙位等，皆名著一时。

　　其中以盛唐时期的吴道子最为出名。他一生作过无数佛教、道教壁画，仅长安、洛阳两京的寺观壁画就达300余幅。他的画艺全面，人物以外，山水、鸟兽也无所不精，被后世奉为“画圣”。

　　 吴道子所画的人物颇有特色，与晋人顾恺之、陆探微不同，以疏体而胜顾、陆的密体，笔不周而意足，貌有缺而神全；他还一变东晋顾恺之以来那种粗细一律的“铁线描”，善于轻重顿拙似有节奏的“兰叶描”；突破南北朝“曹衣出水”的艺术形式，笔势圆转，衣服飘举，盈盈若舞，形成“吴带当风”的独特风格，风行于时，被称作“吴家样”。吴道子善于把握住传神的法则，注意形象塑造的整体，故所画执炉女子壁画，达到“窃眸欲语”的地步。十分传神生动。他的画与张旭的草书、斐的剑术，被誉为当时的“三绝”，并且影响远及日本、韩国等地。至今在日本还保存着传为他作的《送子天王图》。

　　唐代的山水画继隋代之后，更为蓬勃发展，趋于成熟，并且形成风格不同的两大主要流派。一是以武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俗称大小李将军）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一是以文臣王维（俗称王右丞）为代表的水墨山水。

　　 青绿山水以勾勒为法，用笔细密烦琐，颜色以石青、石绿为主；有时为了突出重点，勾以金粉，使画面产生金碧辉煌的装饰效果，亮丽壮观，工致动人。如传为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李昭道《明皇幸蜀图》等，色彩富丽，情感外露，十分耐看。

　　水墨山水以渲染为法，用笔简练奔放，强调水墨效能的发挥，以之来表现景物的体和面。即便设色，也讲究自然清淡，追求含蓄、悠远、纯净的境界，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为高。如传作王维《雪溪图》平淡天真，感情委婉，十分耐思。

　　青绿和水墨效能的发挥这二种流派的出现，体现了审美情趣向多元化的发展，它们都受到后世的推崇仿效。到了明代，董其昌以佛教禅宗南北之分来譬喻李思训、王维、称李氏为北宗山水的鼻祖，而将王维视作南宗山水的奠基人。

　　与人物、山水画一样，唐代的花鸟走兽画也进入了独立发展的阶段，受到宫廷与民间的广泛欢迎，并涌现出一批专画花鸟，或专画牛、马的杰出画家。如薛稷擅长画仙鹤，杜甫有诗称其画鹤“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姜皎擅长画鹰，画面突兀逼人，充满肃杀之气。

　　再如曹霸，精于画马，生机勃勃，超凡脱俗。其弟子韩幹，有出蓝之胜，所绘《照夜白图》，用洗练而富有弹性的铁线勾勒后稍加渲染，将一匹烈马狂暴不羁的神情刻划的栩栩如生，四蹄腾越，昂首嘶鸣，有脱缰而去的势态，不愧为大手笔之作。他向唐玄宗说，皇宫禁苑内的良马皆是他绘画写生的范本。韩幹画的马脚短而身肥，强悍威猛，具千里之相，有“唐马”之誉，对后世影响较深。

　　唐德宗时的丞相韩滉，擅长画牛，传世的《五牛图》运用粗放豪迈的劲挺的线条来表现牛的健壮朴厚，画风朴实、沉着，结构严谨，五牛各具特征，形态各异。笔法简朴而变化多趣，曲尽其妙。

　　此外，腾昌佑的花鸟、刁光胤的羊、萧悦的竹等，皆以独门专科见称于时，给花鸟走兽画的全方位发展奠定了基础。

　　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半数以上为隋唐创建，这些洞窟内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以“经变”与供养人为主的壁画，或叙述佛经故事，或描绘供养人物，与前代偏重佛本生及说法图有所不同，光彩焕然，驰誉中外。这显然与当时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有关。欢快明亮的气氛，代替了阴森悲惨的情调；喜庆升平的极乐幻想，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佛国世界。围绕着经变内容的描绘，穿插了宴饮、阅兵、行医、旅商、农耕等生活场景，简练真实而富有情趣。

　　如《西方净土变图》，除了佛与弟子外，图中展现了琼楼玉宇、仙山碧树，乐队高奏，舞妓翩翩，一派花团锦簇、绚烂华丽的气氛，与其说是天上佛国，还不如说是人间帝皇贵族生活的再现。

　　敦煌壁画的人物造型，由粗犷而进入精细，身躯准确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更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美，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一如凡俗。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人们重视现世的感受，已胜过对佛国天堂的信仰。画师们凭自己对现实的热枕，创造出一幅幅精美绚丽、色调明净的图卷，他们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写实技巧，使隋唐宗教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地发挥。

　　唐代的墓室壁画，亦随着帝王厚葬之风的发展，规模和艺术水平均令前代望尘莫及。特别是乾陵内章怀太子李贤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篇幅宏大，布局严谨，内容丰富，如驯豹、客使、宫阙、宫女、伎乐、马球等宫廷奢逸生活内容，皆在画面上一一展现，反映了王室贵族至死仍迷恋人世的荣华富贵，希图死后继续穷奢极逸。

　　章怀太子墓室有壁画50余组，面积近400平方，其中《女侍·观鸟扑蝉图》，画三名宫女在深庭大院内虚度青春，无所事事的游戏活动，一派寂寞苦闷的幽怨之情，在举手头足之间显现无遗。

另一幅《礼宾图》，描绘三位外族宾客怀着崇敬、严肃的神情，在汉族官员的陪同下，正等候着太子的接见。他们不同的形貌特征、装束打扮，刻划得纤毫毕肖，唐朝中外各族的交流盛况，借此可见一斑。

　　 永泰公主陵中的壁画达百余米，绘武士及男女侍从，队列参差有序，掩映呼应，人物或回眸低语，或颔首盼顾，或端庄从容，或闲雅温驯，无不仪态优美，情感丰富；衣纹线条抑扬起伏，宛若流水行云，富于跌宕韵律，懿德太子墓室壁画则表现崇楼杰阁的壮观，宫廷仪仗的宏伟，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精彩纷呈。唐代无名画师用笔流畅、色彩明快，以及善于利用空间交错关系，造成画面变化丰富而又不失和谐统一的精湛艺风，表明唐代绘画总体水平的发达。

　　唐代人物画的世俗倾向，到了五代时期更为发展，题材上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技法上力求写实，许多人物画带有肖像写真性质，刻划细致入微。南唐画院的画家顾闳中、周文矩、王齐翰、卫贤等，尤其擅长写实人物画，颇有盛名。

　　 其中顾闳中曾奉李后主之命，黑夜潜入宅邸，暗中窥察为逃避李后主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的南唐大臣韩熙载。回去后凭记忆创作《韩熙载夜宴图》，以向李后主汇报。

　　 该图横335.5厘米，纵28.7厘米，分“听乐”、“观舞”、“歇息”、“清吹”和“散宴”五段，各断以屏风等相隔，前后连续又各自独立，描绘了夜宴的主要过程。

　　各段主人皆为韩熙载，画家将他的心理活动细致地刻划出来：超然自适、气宇轩昂，却郁郁沉闷、寂寞寡欢。表现了主人公作为北人不受李后主信任，不得不借酒宴来摆脱烦恼的尴尬心态。显示了画家惊人的观察力，及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矛盾的深刻理解。

　　如“听乐”一段，韩熙载虽在屏息静听，当其余的人物则真正听入了迷，随着乐声的优美韵律，有的抱手，有的侧耳，有的回顾，有的垂立，但皆无韩熙载的政治家忧思神情。

　　这幅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工笔重彩画。设色绚丽而不失清雅，线条流畅而不失沉着，绘声绘影更绘心境，是五代人物画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五代的山水画，尤其是水墨山水画进入了成熟阶段，画家体味生活，将所见自然环境的特色，用不同技法加以再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流派，展示祖国山河的多姿多彩。在北方，以荆浢 style=

　　北宋王朝沿袭继承了南唐和西蜀的各项统治制度，朝廷中有重文轻武的倾向。这一时期科举入官的文人大量涌现，中央政府在宫中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翰林画院”。画院的建立对绘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各种绘画活动众多，佳作不断涌现。人民大众在经受了连年战乱灾难之后，更加珍惜统一后的和平光景；文人士大夫将精神寄托于诗文绘画，把它作为高雅娱乐手段，由此兴起了文人士大夫绘画的热潮；都市的繁荣造成了社会对绘画作品的大量需求，民间画家竞相出卖绘画作品，谋求生计。诸多因素使得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

　　宋朝绘画虽无唐代的辉煌富丽之风，却体现出 空前未有的丰富、精致、写实之情。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名目繁多，丰富之极，令人目不暇接。由于画风多样，题材众多，绘画得以进一步分科，按题材分为山水、花鸟、人物、宗教画及杂画等，按社会阶层分为宫廷绘画、士人绘画和民间绘画。

　　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在山石皴法、构图章法、透视比例、色彩铺陈上，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技法丰富，质感强烈，气势宏伟；及至南宋，马远、夏圭等人又创对角式构图，以写江南湖光山色，简率豪放,遐思不绝。花鸟画则更趋严谨精致，饶有装饰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自魏晋以来孕蓄的文人画，到北宋时期终于形成气候，在苏轼、米芾、李公麟等文士的推动下，注重抒发主观情致的文人墨戏画逐渐形成新的艺术潮流，与画院写实之风相互辉映，促成宋辽金时期绘画的全面发展。

　　北宋时期，人们从山水画中寻求乐趣的心态十分普遍，“不下堂筵，坐穷泉壑”成为社会时尚，反映自然美的山水画空前兴盛。
　　当时水墨山水画家的杰出代表有齐鲁画派的李成、关陕画派的范宽。李成善画烟林平远之景，变雄劲、深厚为清旷萧疏，现存《读碑窠石图》，表现文人旅途怀古之思。驴背上的旅行者伫立古碑前凭吊史事，发思古之幽情，而四野古木参天，老干虬曲，荒草疏疏，气象萧凉，启人遐思。

　　范宽的山水则体现秦陇一带突兀奇崛、森林繁茂的雄伟景象，气势逼人，如《溪山行旅图》，是一件令人心灵为之震颤的山水话作品。那顶天立地、迎面矗立的山峰，象一尊巨大的丰碑，记载着大自然的性情，表现了它雄伟磅礴的气概。一线飞流，倾斜而下，投入朦胧薄雾的怀抱……它绕过山岗，汇成河流，战线在我们眼前。岩石与溪流这刚与柔的对比，体现着天地万物的阴阳结合。崎岖的山道上，一队驮马行旅悠悠经过，在这巨峰与密林之中，显得那么渺小，微不足道……在这样的一件艺术品之前，我们几乎忘记了他的技法，甚至已不把它当作绘画看待，而是真正陶醉于其间的自然造化之中。据记载，范宽崇尚老庄哲学，这一切是否是他悟道的一个体验呢？

　　其后之许道宁，多画平远的山川、野水、林木，以简易率劲见长，有《渔夫图》传世，绘江山奇伟，绵延不绝，现存美国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

　　北宋中期郭熙的山水，以幽奇神奥取胜，布置造妙，变化多端，画山石形如“鬼面”，皴如“乱云”，写瘦树枯枝，状如“蟹爪”、“鸦爪”，有《早春图》，赞美春回大地，荡漾着清新的气息。他还著《林泉高致》，强调山水画要有“可居可游”的生活情趣，并总结“高远、深远、平远”的构图与透视方法。《窠石平远图》为其晚年作品，以其独创的“卷云皴”山石，体现了郭熙山水画成熟时期的特征。画中以简练单纯的笔墨，严谨的布局，清朗虚旷的幽寂空间，呈现出气象萧疏的深秋意境。

　　北宋后期的水墨山水画以米芾、米友仁父子最为著名，他们擅长“墨戏”，善用多层烘染和横点子的排比，使水墨画的积墨、破墨、渍染、渲淡等技巧得以充分发挥，达到云山空蒙、烟云变灭的效果，世称“米家山水”。

　　就清山绿水而言，背诵的画风由灿烂辉煌转向柔和温雅，含蓄深沉，气势给为宏大。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展示祖国锦绣山河的神奇美丽。全图12米，画面视野开阔，境界幽深，色调爽秀明快，展卷观赏，路转风回，美不胜收，令人有壮游千里之路。

　　北宋的人物画，著名者有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插图73），清秀娴丽，气度恢宏，而其构形技法，到北宋后期为李公麟（1049年-1106年）发扬光大，线条健拔却有粗细浓淡，构图坚实稳秀而又灵动自然，画面简洁精练，但富有变化；题材广及人物、鞍马、山水、花鸟，既有真实感，又有文人情趣，而且所作皆不着色，被称作“白描大师”。

　　李公麟虽为进士，但他并不热衷于写官场的升迁荣禄，却醉心于书画技艺，经常去皇家马苑观看名骏，或载酒出游，写生赏景。数十年来，他无一日不忘记自然美景。李公麟还善于汲取顾恺之、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用线条技巧，注意飘逸凝练，神韵内敛，故而所作虽淡毫轻墨，却光彩动人。如所绘《维摩演教图》、《临韦偃牧放图》，皆简洁而传神，生动活泼，动人心扉。据说他晚年重病在床，还以手指在被上划动，真可谓笃于绘画，至死不渝了。

　　北宋中期以苏轼（1037年-1101年）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文学家纷纷参加绘画活动，不仅大胆创新，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反映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美术理论，给宫廷绘画占主导地位的美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这股新潮日益发展，及至元代竟成为绘画界的主流，人们称之为“文人画”。

　　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他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绘干扭枝曲的枯树，若挣扎伸展，坚硬顽强；虽笔墨不多，却有孤傲险怪之气，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

　　在苏轼的倡导下，绘画讲究自我表现，追求意境、“神似”的风气，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认同。文同、李公麟、王诜、赵令穰、米芾父子等沿波而起，躬行实践，使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涵日益深厚。绘画有否书卷气也成为后人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

　　北宋末期的宫廷画院在政和、宣德年间达到鼎盛，这是与酷爱艺术的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亲自到画院指导绘事大有关系。

　　赵佶虽然是一个昏君，但在美术上却深有造诣，所创“瘦筋书”，纤而不弱，端而不板，婀娜刚劲，秀丽精工，别具一格。又下令鉴别内府收藏历代书画，分门别类，著录评论，编成《宣和书普》、《宣和画谱》等。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

　　赵佶善绘山水、人物、楼阁，尤长于花鸟，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传世作品有《芙蓉锦鸡图》轴、《祥龙石图》卷、《听琴图》轴、《腊梅山禽图》轴、《瑞鹤图》卷、《鸲鹆图》轴等。由于他的努力，许多画师，如费道宁、李唐、苏汉臣、张择端等，皆脱颖而出，树誉艺坛。

　　这位诗、书、画兼美的亡国皇帝，和南唐李煜一样，以“绝代人才，薄命君王”的地位，在历史的功过册上永远让人评说。

　　宋徽宗时的画院待诏张择端，为山东东武（今诸城）人。他长于界画，尤精于舟车、市桥、人物、山水，传世有《清明上河图》，以描绘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节这一天都市与城郊百姓的种种活动，展现了京城工商业与交通的繁华面貌，成为宋代风俗画的特异瑰宝。

　　敦煌壁画的人物造型，由粗犷而进入精细，身躯准确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更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美，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一如凡俗。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人们重视现世的感受，已胜过对佛国天堂的信仰。画师们凭自己对现实的热枕，创造出一幅幅精美绚丽、色调明净的图卷，他们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写实技巧，使隋唐宗教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地发挥。

　　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江南秀丽的风景便成为宫廷画院画师们模写的对象。如西湖、钱江风光，往往是画家乐于描绘的题材。然而江南山水以疏淡秀逸见长，与北方雄浑奇伟之势不同，为了展现江南烟笼雾罩、清旷空灵的美景，画家马远创造了构图简洁、以偏概全的方法，即突出主景于一隅，其余用渲染手法逐渐变化为朦胧的远树水脚、雾雨烟岚，并通过指点眺望的人物，把欣赏者的注意力引向虚旷的空间，给人以遐想的余地，人称“马一角”。如《踏歌行图》、《松下高士图》、《射鸟图》等。

　　南宋画院另一位画师夏圭，亦善于以虚代实、计白当黑，将景物集中于一侧，表现浩渺的空间，后人称之为“夏半边”。如《松溪泛艇图》、《烟岫林居图》等，意境高简，发人幽思。夏奎与马远相比，画面空白更多，辽阔平远之势更足。

　　马远、夏奎构图多取一角半边之景，将江南山水空灵清秀特点展示出来，画风相同，人们并称之为“马夏”。他们对水墨苍劲、意境清远的南宋山水画风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与南宋画院虚旷空灵的创新之风相比，北方辽朝、金朝的绘画则显得马背民族之称的契丹、女真，在绘画上亦常有游牧的情趣，多写本民族之生活题材，如放牧、骑射、游猎等，粗犷奔放；花卉鸟禽带有浓郁的装饰味，构图讲究对称，技法工细。 如辽代画家耶律倍（李赞华）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描绘契丹人物真实而生动，多大漠不毛之景趣。

　　金代画家张瑀《文姬归汉图》，虽绘历史故事，却以女真民族为模特儿，人肥马壮，胡服皮衣，风尘仆仆，朔放气象充斥画面。

　　辽代崇尚厚葬，金代流行薄葬，故而辽代墓室壁画要远比金代发达，其题材亦与游牧生活多所关联。如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壁画，描绘契丹游牧狩猎的生活场面，驼马成群，帐篷互连，人们握竿驭马，粗犷豪放，草原情景历历在目。壁画的技法虽不是出自高手，但形象真实生动，线描流畅，设色淡雅。朴素中见灵巧，富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