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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淮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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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学士图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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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阁帖》最善本选页欣赏二○○三年，上海博物馆斥巨资四百五十万美金，从美国购回中国最早书帖集成《淳化阁帖》宋代原版。过了一段时间，又把这套“祖帖”《淳化阁帖》起名叫“最善本”。既是“祖帖”，则绝对是最善本，何必又专门起名为“最善本”呢？汪庆正馆长出面说明，虽然四、七、八三本是“祖帖”，但第六本可能是“泉州本”，不是“祖帖”，虽然如此，四本摆在一起，仍然是留在世界上最好的本子，没有比它再好的了，所以叫“最善本”。
那么，这一套《淳化阁帖》的残卷是否是所谓的“祖帖”或者“最善本”呢？笔者研究的结论是，这四本《淳化阁帖》，完全是几种不同的版本拼凑而成，没有一册是所谓的“祖帖”。
综合启功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专家的意见，说这四本是“祖帖”的理由主要是以下三条：一、有银锭纹或横裂纹；二、流传有绪，先后经宋贾似道、元赵孟頫收藏，而且是明末清初收藏家孙承泽的藏品，并有两件宋人的题跋；三、“字极丰穰，有神采”，这是孙承泽等人说的“祖帖”的特点，现这四本符合这一特点。
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一、所谓这几本帖有前人说的“银锭纹”，因此是原版。实际上，所谓的“银锭纹”，无非是传说而已，并无确据。应该说，《淳化阁帖》的刻板到底是木板还是石板到现在也并无权威的结论。
如果是石刻，则任何带什么“银锭纹”的可以肯定是翻刻。因为石刻是不可能有什么“银锭纹”的。
查“银锭纹”之说最早见于南宋汪逵及南宋赵希鹄所言。南宋曹士冕《谱系杂说》亦云：“绍兴中，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其首尾与淳化阁本略无少异。当时御府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字画精神极有可观。今都下亦时有旧拓者。原版尚在，迩来碑工往往做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第损剥，非复旧拓本之遒劲矣。”
《淳化阁帖》系北宋淳化三年（九九二）所制。汪逵是南宋孝宗（一一六三—一一七四）时人，赵希鹄是南宋理宗（一二二五—一二六四）时人，曹士冕也系理宗时人。他们写书的时候，离《淳化阁帖》已经有近二百年了，所以，其记载应多是道听途说，可信度不高。而离《淳化阁帖》最近的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和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从没有说过什么“银锭纹”之类的话，黄庭坚也只是说了一句“有多木横裂纹”。而黄讲上述话时，版如果未如一般人所说的被焚，距淳化也已有近百年之久，故有“横裂纹”是正常的。如庆历年间即被火焚，离淳化只有五十年，更谈不上有什么银锭纹！直至摹刻《大观帖》，北宋灭亡，《淳化阁帖》版彻底消失，从没有什么人有“银锭纹”之说。从情理上分析，可能是南宋时汪逵们看到了黄庭坚的这番话，于是就想到了木裂肯定要用东西连起来，南宋时瓷器比较发达，瓷器坏了就用钉锔起来，而皇家用的钉比较高级，于是就发明了“银锭纹”这个词。从上面引述的曹士冕的《谱系杂说》里面的一段话还可看出，在高宗绍兴年间（一一三一—一一六一）初刻《国子监本淳化阁帖》时尚无甚么“银锭纹”之说，而一百年后的理宗时期就有人用假“银锭纹”来冒充“祖本”了。从此以后，宋元明清，如要翻刻《淳化阁帖》，最简便的，也是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搞什么“银锭纹”或者“横裂纹”以眩人耳目，冒充“祖本”。
总结以上所述，笔者认为，恰恰有“银锭纹”，反而可证明是南宋后的翻刻本！
二、流传有绪。如果该本真的流传有绪，当然也是有力的证明，但仔细分析，似乎能够确信无疑的可信的记载是从清李宗翰（一七六九—一八三一）开始的，以前的记载，似乎都有疑问。
（一）认为经过宋贾似道收藏，根据主要是有贾似道的三种收藏印记。经辨识，其中第六卷末页上的“封”字（或认作“长”字）印肯定是假。因查传世名迹，所有有“封”字的帖，上面的“封”字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是与“悦生”瓢印盖在一起的，一般是“悦生”印在上，“封”字印在下；或者，“悦生”印在前，“封”字印在后。唯独此“祖本”上的“封”字笔画长短有异，而且单独使用，显然为假。另外，第四、第七、第八卷的卷末都有“悦生”印，与“封”字脱离而单独盖在卷末使用，也显然令人起疑。
（二）第六卷上有一“大雅”长方印，上博说是赵孟頫的印。经查赵孟頫自书的传世名迹及经其收藏过或鉴定过的其他名迹，发现盖的“大雅”长方印与上述第六卷上的“大雅”印明显不同，第一，上述各帖印的字迹完全一致，与第六卷上印的字迹明显不同；第二，赵孟頫的“大雅”印都是和其“赵”字方印或者“赵氏子昂”等印一起使用的，与第六卷单独使用“大雅”印不同。因此，第六卷上的“大雅”印非常可疑。当然，有人举出传为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上盖有与第六卷上一样的“大雅”印，似乎可证明该印不是孤证。但与上述的大量的另一种“大雅”印相比，仍显证据不足。而王安石书卷上有同样的印章，只能说明这两件东西可能都经过了一个人的手。总之，用一方值得怀疑的印章来肯定第六卷经赵氏收藏过，证据显然不足。
（三）上博本第六、第七、第八卷上都有明末清初收藏家“孙承泽印”记，因此认为该三卷为孙承泽所藏。
根据孙氏记载，其所藏的第六卷上既无赵孟頫的“大雅”印记，又无贾似道的“封”字印记。
第六卷中的所谓的“北宋人题跋”，即使是北宋人的真迹，但从文字内容来看，决非指的是此第六卷，因其文字为“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 —— 第一、第七、第十七皆有横裂纹”。
查现第六卷第一、第七、第十七页皆无横裂纹，怎么可能是指的此第六卷呢？
据孙承泽记载，第六卷上应有“翰林学士院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字”，现在皆无。
因此，孙承泽说有翰林学士院印及绍圣题识现在却无，佚名宋人题识说三页有横裂纹现在也对不上号，没有记载却又多出了贾似道假的“封”字印及赵孟頫假的“大雅”印记，这么多的疑问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本“最善本”第六本不是孙承泽收藏过的第六本，上面所盖的“孙承泽印”是假的！
根据孙氏记载，第八卷中并无什么南宋宰相王淮的题识，而现在却多出了这么一段题识，另外，从其文字的内容来看，他明明说的是他观看的这一本是“蝉翼本”，而现在的第八本，虽然“石花”略多，但明显仍属浓墨本，与我们平常指为“蝉翼本”的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什么是“蝉翼本”呢？看一看明华夏的《真赏斋法帖》就清楚了。所以，王淮的这件东西，即使是真的，也根本不是现在的第八卷里面原有的题跋，应该是其他卷里面的内容。所以，由于孙承泽在其书中从来没有提过这么重要的王淮题跋的事情，再加上第六卷的论证中已证明了“孙承泽印”是假的，因此这个第八卷也不是孙氏收藏的。
既然第六、第八两卷皆假，则第七卷上的“孙承泽印”记肯定也是假的，而且，从纸色和字迹分析，可轻易地辨识出是两种不同的版本拼接而成。
至于第四卷，由于没有孙氏印鉴，故肯定未经孙承泽收藏。虽有董其昌的一张便条和翁方纲的一段短跋，但评价显然不高，绝无判定是“祖帖”的意思。
第四卷上“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印，此印在其他传世书画上从未见到过，而且这么长的印文内容似乎只有在明清时才有，所以可信度很低。
至于字体是“丰穰”还是不“丰穰”，是“有神采”还是“无神采”，这是一个见仁见智很难说服人的事情。何况这种说法只是孙承泽等个人的看法，他们往往是自己得到了几本自认为好的版本，然后就依此总结出所谓“祖本”的特点，这种看法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同样的，说是有“大字的卷数和版数”的就是祖本，也是南宋汪逵的个人看法，他的时代离《淳化阁帖》的初版已经有两百年了，当时已经有几十种阁帖的翻刻本到处传播，什么是“祖本”已经很难辨别清楚。何况，正如伪造“银锭纹”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一样，伪造“大字卷数版数”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这样说来，有无“银锭纹”不能作为证据，“流传有绪”又有可能是伪造的，“是否丰穰”、“大字卷数版数”也是个人的一些并非权威的看法，那么，什么样的版本才是真正的“祖帖”呢？难道这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吗？
显然，要解决此问题，最可靠的辨别方法，就是以一部“祖帖”为标准，将所要辨别的帖进行仔细的比对，一致的，起码就有可能是“祖帖”，再看其他条件进一步分析。不一致的，就肯定不是“祖帖”，差异越大，说明翻刻的次数就越多，离祖本就越远。
这样说，肯定有人以为笔者在讲废话，因为，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本子大家公认为是无可怀疑的“祖本”，因此才争论不休。怎样解决这个“标准”的问题呢？
在这里，笔者给出这么一个“祖本”标准！众所周知，除了《淳化阁帖》的“祖本”是根据内廷的墨迹上石的以外，《大观帖》也是根据内廷同样的墨迹上的石，他们的内容除了有个别的不同外，几乎完全一样！而《大观帖》目前尚存有公认的“真本”，也可以说是“祖本”，应该说，完全可以用《大观帖》的“祖本”来作为《淳化阁帖》的“祖本”来使用。当然，由于摹手和刻手不同，神采可能有不同，肥瘦也可能有差异，但字形应该完全一样。虽然历代都说王著水平没有蔡京高，《淳化阁帖》的神采可能不如《大观帖》。但《淳化阁帖》使一些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它的选材和编辑问题，主要是选了一些伪帖，还有一些前后年代次序颠倒的、重复的等等，并没有一个人说它的摹手和刻手不好，试想，皇家集全国的力量刻一部帖，怎么可能摹的和刻的不好，甚至找不懂草书草法的人来摹刻呢？
下面，我们就将公认的“真本”《大观帖》作为“标准”，或者作为“照妖镜”，与所谓的“祖本”或者“最善本”《淳化阁帖》相关篇章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看看它到底是何路神仙！帖名据容庚《丛帖目》。篇幅所限，有关字型请读者根据有关帖自行对照。
第四卷中的错字：《陈逵书·伯礼帖》中“遣”字；《肖榷书·孝经帖》中“然”字；《褚遂良·潭府帖》中“患”字；《褚遂良·家侄帖》中“更”字；《欧阳询·兰惹帖》中“的”、“渤”字；《欧阳询·静思帖》中“犹”、“饶”字；《欧阳询·足下帖》中“望”字；《李邕书·晴热帖》中“数”、“使”、“使”（前后两个使字）；《褚庭晦·辞奉帖》中“辞”字；《徐矫之·春首帖》中“阇”、“便”字；《柳公权·荣示帖》中“权”；《柳公权·十六日帖》中“察”；《柳公权·伏审帖》中“审”、“远”、“使”字。
第六卷中的错字。此卷全系王羲之的字，因《大观帖》今仅存半卷，故只能校半卷。《适得书帖》中“静”字；《阔别帖》中“敬”字；《极寒帖》中“卿”字；《一起帖》中“得”字；《侍中帖》中“侯”字；《清和帖》中“清”、“适”字；《追寻帖》中“伤”、“理”、“下”、“但”字；《临川帖》中“有”字；《知宾帖》中“宾”、“差”、“药”字；《司州帖》中“私”、“福”字；《里人帖》中“肿”、“意”字；《仆可帖》中“仆”字；《定听帖》中“哀”字；《重熙帖》中“勉”、“任”字。
第七卷中的错字。此卷也全系王羲之的字。《秋月帖》中“但”、“暑”字；《桓公帖》中“日数”、“委”字；《长素帖》中“佳”字；《知念帖》中“职”、“辄”字；《长风帖》中“每”字；《谢生帖》中“多”、“疾”、“能”字；《时事帖》中“更”字；《二书帖》中“至”字；《皇象帖》中“皇”、“三”字；《君晚帖》中“君”字；《长平帖》中“告”、“承”字；《太常帖》中“让”字；《贤室帖》中“知”、“经由”字；《舍子帖》中“信”、“能”字；《月末帖》中“君”字；《择药帖》中“谁”、“有”字；《昨见帖》中“无”、“转胜”字；《小园帖》中“动”、“为”字。
第八卷中的错字。此卷也全系王羲之的字。《伏想清和帖》中“桓”、“云”字；《运民帖》中“当”、“叛”字；《八日帖》中“望”字；《不大思帖》中“叹”字；《发疟帖》中“羲”字；《贤内妹帖》中“佳”、“贤”字；《阮公帖》中“时”、“复”字；《增概帖》中“缘”字；《黄甘帖》中“信”字；《尊夫人帖》中“小”字；《日五期帖》中“如”字；《雨快帖》中“转”字；《此郡帖》中“非”字。
以上的字错处都很明显，有的是多一道少一道，大部分是不懂草法的乱绕！《大观帖》没有一个错字，而所谓最善本《淳化阁帖》错达九十处之多！历来考证版本，有时一个字就可下结论，例如，第六卷《司州帖》中的“私”和“福”字，清代著名碑帖专家翁方纲就说：“司州帖，私、福二字可据以辨验淳化之真赝。”何况此三卷半错字竟有近百？难道有可能是什么皇家摹刻的“祖本”吗？还能称的上是什么“最善本”吗？
以上错字中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第七卷《皇象帖》中的“三”字。公认的善本《淳化阁帖》，有所谓的南宋国子监本、肃府本、潘祖纯本，还有《绛帖》等，全是三横。有人说，这个字应该是一个“忘”字，文章才念得通，“三”字念不通。“最善本”是四横，应是“忘”字，其他版本都是三横，只有“最善本”是四横，因此可从此字证明是“祖本”。我们知道，《大观帖》是从墨迹直接上石的，其他的诸种善本也都是从不同时代的“祖本”翻刻的，难道这些不约而同都是错误的，而只有“最善本”一种是正确的？这显然不合逻辑！正确的解释是，这个字《大观帖》等帖是正确的，“最善本”翻刻时多刻了一道，就像第六卷《一起帖》中的“得”字、第八卷《伏想清和帖》中的“桓”字一样，莫明其妙多了一横，是典型的翻刻特征。至于是否念得通，就如董其昌所言：“古帖每不可读，后人强为牵合，深可笑也。”念“三”不通，念“忘”就一定通吗？何况四横就一定是“忘”吗？最可笑的是，《皇象帖》前后总共十四个字，“最善本”把鼎鼎大名的“皇象”刻成“王象”，如果这是“祖本”那就太匪夷所思了！
以上，笔者首先从侧面对买方认定为“祖本”或“最善本”的几条理由进行了驳斥，因为买方的理由说实在的只有这些侧面的理由。然后，笔者设定了一条认定为“祖本”的正面的“标准”，即以真本《大观帖》作为标准。以此为标准，则可判定，上博所购的四册《淳化阁帖》不仅绝不可能是“祖本”和“最善本”，甚至连一般的“善本”也谈不上！为了证明此点，下面，笔者再举出一个有力的证据。
上博在认定所购的第六、第七、第八册三册是“祖本”的最主要的证据之一就是该三册除了经过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孙承泽珍藏过以外（前面已论证过此事不真），还经过清中期乾、嘉时代的江西李宗翰收藏过。现在一般认为，李宗翰是清代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当时的最著名的碑帖，几乎都被其囊括于自己的手中。例如流传至今的号称天下孤本的“临川四宝”以及真本《大观帖》第二、第四、第五册等。应该说，经过李宗翰收藏的东西，可信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但上博收藏的第六、第七、第八三册是否是真的经过李的收藏呢？是否也像上述的假冒孙承泽的收藏呢？经过笔者的仔细考证，该三册确是李宗翰收藏过的东西，此点应无疑问。但有一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没有翁方纲的鉴定题跋。凡是对碑帖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乾嘉时代的研究碑帖的最权威的专家是翁方纲，当时的有名的碑帖的鉴定都是经过翁方纲的首肯的（当然，现在来看，翁鉴定过的东西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完全正确，但总的来说，大部分是正确的）。李宗翰恰是翁的好朋友，因此它的东西基本都是经过翁的鉴定的。例如上述的“临川四宝”和《大观帖》，基本上都是翁下的结论。而对一些他认为不太可信的东西，它的题跋基本是出于敷衍的态度简单的几句。例如，上述的上博所购的第四册前面虽有简单的翁的题跋，但显然评价不高，无法与《大观帖》等题跋相比。而他认为假的东西，他是不会题跋的。他在写给李宗翰的信中明确写到：“帖三册收到，容再细看。大约不真，若果不真则不能题，此时且暂留一看即缴。”而上博所购三册恰好没有翁的一个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翁的看法吗？
但有人提出疑问，说是李宗翰购买《淳化阁帖》的时候，翁方纲已经去世，所以没有翁的题跋。实际上，经过笔者考证，这是指李宗翰买另一套潘祖纯全本《淳化阁帖》的事情，而买此四册“上博本”时翁尚健在，而且，对此事非常的关心。以下是笔者发现的几封翁写给李宗翰的亲笔信件的一些摘要，看后就清楚了。
“孙退谷《帖考》原文云：‘余得《阁帖》第六册，有翰林学士院诸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识。’又题云：御府法帖版本云云。今此第六册无其前一跋‘绍圣冬至’云云，所以不明白也。退谷引张尔唯云蔡君谟笔不似，蔡君谟之卒，在绍圣之前三十年矣，退谷不精考耳。此帖纸墨虽旧，然无‘翰林学士院’诸印。若果是二王府本，其距淳化原刻仅一间耳，断无仅足以此胜肃府本者，虽有退谷印、王觉斯书签，尚未敢信其为二王府本也（又《法帖谱系》云，二王府本卷尾无篆书，而此有篆书）。再捡退谷说《阁帖》祖本一条云，向见第六卷、十卷有翰林学士院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题，据此条则退谷见此题在祖本后，并无指二王府本之说，此则后人装帖者专取其后一跋移置于此明验，是则其帖不必深论矣。此三册自是旧拓，与另一首卷之本相去不远，皆存以备考可耳。既幸快得《大观》，则此不必计较。”
“《阁帖》第六卷尚需详核，未敢即定。”
“《阁帖》虽有孙退谷印，实不足评。以明朝翻刻数本对之，此尚在肃本之下，此册竟是伪充退谷藏者。从前匆匆已看恐未详尽，今细对数遍，实不足存，或将来换佳帖。”
以上所引翁方纲致李宗翰的亲笔信，引自广西师大出版的《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信件证明，翁方纲不仅看到过李宗翰这三本《阁帖》，而且细看过数遍，评价极低，认为是“伪充退谷藏者”，“实不足存”。最多认为“此三册自是旧拓……皆存以备考可耳。既幸快得《大观》，则此不必计较”。看来，李宗翰买了假货，心中不舒服，还需翁方纲以真本《大观帖》来安慰他。
那麽，目前存世的版本中是否可能有真正的“祖本”或“最善本”《淳化阁帖》存在呢？显然的，是否“祖本”即使不能下结论，但比较而言，“最善本”肯定是有的。如果承认笔者的上述以真本《大观帖》为判断标准的话，则认真比对目前存世的所有善本《淳化阁帖》，与真本《大观帖》最相近的就是旧藏潘祖纯本（故宫藏懋勤殿本与之是同一底本）！该帖不仅错字最少，而且，与真本《大观帖》比较，在卷七《龙保》等帖中，除了该帖与真本《大观帖》完全一样外，其他所有的版本（包括本文所评的上博最善本）都少了几十个字！因此，笔者认为，潘祖纯本（懋勤殿本同）就是存世的《淳化阁帖》的“最善本”！而它几十年前就已经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了！
实际上，《淳化阁帖》在宋时据记载就有三十多种翻刻本，迄今可能已不下百种。本文主要论证其不是“祖帖”或“最善本”，至于它们到底是几种什么本，另有撰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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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蟾像 来自明万历刻本《海琼玉蟾先生文集》 在中国书法史上，白玉蟾并不是一个十分知名的人物，但他作为道士的身份却播于人口。白玉蟾是道教南宗五祖的的实际创始人，其地位与当时道教内丹派北宗的一代宗师邱处机相当。也许是因为宗教家的身份，使他充满了神秘色彩。他的身世和履历让对他感兴趣的人大伤脑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接受了他出生于南宋光宗绍熙甲寅（1194），卒于理宗绍定己丑（1229）的说法，终年三十六岁。
白玉蟾英年早逝，然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似乎与他短促的生命不相当。史载他“博洽儒书，?竟禅理。善草书、篆隶，尤妙梅竹。”白玉蟾生活的年代正当南宋，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尽管白玉蟾才华横溢，但他却无意功名，而有志修道。他大约从十岁开始，拜泥丸真人陈翠虚为师。“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书，长生久视之术，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出有入无飞升隠显之法。” 后收授学徒，建立组织，遂成南宗五祖。白玉蟾在诗词书画方面均取得很高成就。一生著述颇丰，生前已有《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诸书行世，卒后其徒彭耜辑其诗文四十卷行世，明人朱权重编为《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续集》八卷，清人又编为《白真人集》十卷，并有多种道教方术著作传世。
白玉蟾的诗文书画当时就很有名。《宋元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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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奋 案头清供 轴 1961年冬和1962年福建省美协为他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作品展览，展出了白描花卉、写意花鸟、戏剧人物速写、书法篆刻等作品一百五十多件。1962年初夏又应江苏中国画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的邀请，到南京、杭州两地举办画展，分别与傅抱石、钱松嵒、俞剑华、潘天寿诸先生座谈交流创作经验。20世纪60年代前后，陈子奋还兼作福建艺专、福州工艺美术学校的教学工作，编写了《福建画人传》、《八闽七画家传》、《陈子奋读画札记》、《颐萱楼诗草》、《颐萱楼谈艺小品文》、《关于国画的百花齐放》、《关于国画传统技法的体会》等论著。陈子奋的绘画成就与他兼长诗书篆刻是分不开的，他的书画以线条为生命，万法于一笔，自谓：“挥洒成千变，求之一画严。”他自撰联句“文字有三代、两汉、六朝之好；印章追大聋、次闲、小松所为”。概述其书法篆刻风貌。他自序《颐萱楼印存》中说“余学篆治印垂六十年，求其一画圆融藏锋而迫似甲骨、钟鼎、玺印者，接前贤之步趋，冀发扬而光大。”他的篆书运笔掌握欲进还却、无垂不缩的规律。选用长锋羊毫，心正笔正，气贯其中，线条形迹顿挫战掣。认为“笔以曲不以直，必以直则曲中之直也。”“屋漏之不同于檐瀑，古人所谓直泻无情也。”篆法专攻《盂鼎》、《毛公鼎》、《散氏盘》等铭文，并参以邓石如、莫友芝诸家之舒徐流转的笔意和聚头伸脚的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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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魏碑楷书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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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篆 唐诗二首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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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 东汉熹平四年，议郎蔡邕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后汉书·蔡邕传》)，于是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告成，历时凡九年。因始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的书法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因系官方巨制，书丹者自当是如蔡邕一流的国手。试以《周易》经石为例，略作分析。其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观此可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当为的论。近年也有人讥其过于方整，而冠之以“馆阁派”。其实，它整饬而不板刻，静穆而有生气，和明清以来风行的拘谨呆滞的“馆阁”字，不可同日而语。惟其如此，《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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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经纶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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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立轴孟浩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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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韦庄·七绝·金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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